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，全国政协委员、上海瑞金医院骨科主任张伟滨在《破除四个困境，促进医药科技成果转化》的建议中称，现阶段，参考美国斯坦福大学的OTL(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，技术许可办公室)模式，可以在国内高校设立“技术经理人”办公室，“由技术经理人对每项成果全权进行沟通、谈判、收益分配等，增强成果转化效率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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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政协委员、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也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，在医学成果转化的全链条过程中，“技术经理人”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角色，理应通过规划和合理安排，使“技术经理人”服务临床、市场，发挥其应有功能。

“技术经理人”是抓手

“不敢转”“不会转”“路不通”是绝大部分科技成果转化主体所遇到的困境。尤其在医学领域，一些成果不但需要经历从专利到模型、产品的全流程，还要兼顾药监批证、医保定价等环节，周期漫长。

张伟滨表示，在医学领域，一方面，科研人员最担心的仍是“造成国有资产流失”，成果转化一旦在后期市值较高，极可能在事后审计中出现风险；另一方面，临床医生承担着繁重的医疗、科研任务，也缺乏额外精力去进行专利申请，价值评估，寻找对接企业，敲定法律合同等工作。

在张伟滨看来，“技术经理人”或将成为一个重要抓手，他们可以主动出击去市场中寻找有应用前景的科技成果，再居间进行撮合、谈判并最终达成交易。

张伟滨告诉第一财经，OTL模式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率先提出并应用的，该模式已被多所大学认为是行之有效的，世界各国其他地方也均在效仿，“归根结底，OTL模式中，技术经理人的专业性、稳定性和积极性，都极大地有利于成果转化的推进。此外，人员的待遇、职称评聘等利益方面也需要有所保障，国际上做法来看，通常在一项成果顺利转化后，会有一个约定好的收益比例给到技术经理人和团队，保证其利益和后续运营。”

朱同玉此前牵头筹建了上海市金山公卫临床中心的“转化医学研究院”，他告诉记者，OTL模式高效且适合推广，但若在国内落地仍需突破一些机制上的瓶颈，“在我国的高校、公立医院体系内，均设立有科研院、科研处，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行政部门主导，业务部门的属性较弱，缺乏专业转化人才。”

“当前，我们医学院探索将‘转化办公室’设在科研处下，实行业务管理模式，其中也有不少技术经理人参与；这一做法灵活且不受编制限制，技术经理人也能在转化成果后获得规定比例的报酬。”朱同玉说。

应注重专业人才培训

对于OTL模式如何在国内落地，中山医疗科技发展公司原总工程师、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医疗服务专委会副秘书长徐梁也告诉记者，OTL模式在国内完全照搬仍有机制上的难度，包括要厘清“国有资产流失”的问题，深入考虑政策的协调性，不能(让政策)相互“打架”；明确专利评估是否可以由所在高校、公立医院等自主进行决定等。

“但不论有哪些机制上的困难，为技术经理人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和进步通道，是当务之急。”徐梁说，当前，医学领域技术经理人的市场缺口很大，能胜任该领域工作的人员，也被科技、人社等政府部门认为是“十分紧缺”人才。

那么，“技术经理人”需要如何进一步培养？朱同玉称，医学领域技术经理人对于专业知识储备的要求颇高，除了要熟悉高价值专利布局、专利转化规范性流程等内容外，自身还需要具备过硬的医疗科学知识(包括生物学、细胞生命学等)。

作为开展了多期“专利转化专员”培训课程的资深人士，徐梁告诉记者，医学领域的成果转化具有一定特殊性，由于涉及药品、医疗器械的申报和注册，转化需要通过政府部门的层层许可，“我更愿意将技术经理人称作专利转化专员，可能会更易理解、更接地气，临床医生、知识产权企业等各方人士参与度也会更高。”

“当前，我们正在逐步培养一批既懂药品、医疗器械研发与注册法规，又懂专利市场前景，还能把专利变成产品、商品的复合型人才，这样，才能在未来形成服务于高校、医疗机构的成果转化专业队伍。”徐梁说。

（文章来源：第一财经）